信达雅,严复提出的理论。
“信”“达”“雅”它是由我国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的,他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
【释义】:1.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谓信,文辞畅达谓达,有文采谓雅。(语出严复《天演论》)。
在中国的翻译界,自严复首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之后,又有“忠实、通顺和美”、“不增不减”、“神似”、“化”等说法提出。主张虽多,又各据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来看,鲜有如“信达雅”之可触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种近乎愚钝的想法,这种种的说法似乎都还或近或远地在“信达雅”的树荫下乘凉。当然也有不少人欲破此“三难”之说,但看来是攻之者众,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开一、二个缺口,整座城池却依然固苦金汤。何以故?怕是“信达雅”三难确是搔着了文学翻译的痒处。只要我们与世推移,对“信达雅”之说给予新的解释,就会给它灌注新的生命力。并非所有的新说法部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
“信、达、雅”中,唯“雅”字难解,易起争论,许多想推倒三难说的人亦多在“雅”字上发难。倘若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换一种理解呢?试以“文学性”解“雅”。有人问:“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作孤立的语言层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会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
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的分别上,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则译文自可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亦消失于语境层次上的统一之中。如此解“雅”,则“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
与“雅”直接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采”。何谓“文采”?答案也许有许多种,但肯定不是堆砌词藻,不是硬造四六骈句,不是任意使用修饰词(如遇雪必称“皑皑”,遇雨不是“霏霏”便是“滂沱”之类),不是滥用成语,也不是文白相杂或其它什么古怪文体。华丽很容易被认为有文采,然而只有适度的华丽才是一种文采。素朴很容易被认为没有文采,然而适度的素朴未尝不是一种文采。中国画论中有“墨分五彩”的说法,我看可以移来说文。还有,“流利漂亮”也往往被认为有文采,殊不知茅盾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就一般情形而言,欢迎流利漂亮想也不用想一想的文字的。多半是低级趣味的读者。换一句话说,即是鉴赏力比较薄弱的读者。”他说得对。
总而言之,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信、达、雅齐备,则人“化境”;然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于是而求“神似”。因此,我认为,对文学翻译来说,信、达、雅仍是可用的标准,仍是“译事三难”。
——参见《恶之花之跋》郭宏安先生1991 年11 月25 日写于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机器翻译的质量要达到“信、达、雅”的程度依然艰难;机译质量是机译系统成败的关键。中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周海中曾在论文《机器翻译五十年》中指出:要提高机译的质量,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本身问题而不是程序设计问题;单靠若干程序来做机译系统,肯定是无法提高机译质量的;另外,在人类尚未明了人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模糊识别和逻辑判断的情况下,机译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制约机译质量提高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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