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有这么一位外国传教士,在四川考察调查几十年后,竟然得出一个惊人观点:“羌族人是失散的以色列人”。 这个观点看上去也太标题党了吧?
那么这个陶然士到底是什么人呢?
陶然士简介
1896年,24岁陶然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之久的陶然士,因为和中国内地会传教理念不合,在1909年退出中国内地会,第二年受美国圣经会在中国上海负责人海格思的邀请,担任美国圣经会四川区会总干事,重返中国四川成都。
这一次他以汶川龙溪东门口村为研究个案,把所看到的羌民宗教祭祀活动与古迦南人的宗教活动进行类比,认为羌民与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相似。从而提出了大胆的猜想,并著书论证:“羌族人是失散的以色列人”。对陶然士“羌民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的观点,许多学者拒绝接受。于是陶然士的传教工作以威州为中心,出发寻找羌民,随后深入羌族地区,和羌民同吃住,观察研究羌族人,以佐证他的观点。
在羌族地区几十年的生活,陶然士把自己生活成了中国人的样子。
陶然士把他从苏格兰带来的土豆种子,誉为上帝给羌族人的赏赐。羌族人将木板纸盒绑成十字架的形状,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虽然他们心怀感激,手里拿着十字架,怀里抱着圣经,却不明白上帝的含义。于是陶然士用携带的电影播放机,播放圣经中的故事。
陶然士在研究羌族木锁
回到咱们一开始的话题,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提出“羌族人是古代以色列人后代”的这种说法,陶然士显然是在认知上有偏颇和错误的,他的这种观点的提出,既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也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传教士,陶然士需要做的是证明基督教义的普世性和合理性。“羌人是古代以色列人后代”的说法,有利于维护基督教义,另一个更实际的好处是,这个说法方便他展开传教工作,让更多的羌人相信基督教。
现在回头来看,这显然是当时欧洲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在坚船利炮打开的中西方交流过程中,西方人看待中国,很难抱以公正、平和的眼光,他们眼中的中国,都是西方化了的中国,这是视野上的时代局限,很难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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