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他是编剧、主持人,也是畅销书作家,在“做自己”和“让别人舒服”之间,他找到了“折中”。
蔡康永的新书读者见面会下午才开始,早上8点门口就有人排队了。两点半,活动准时开场,600座的会议室连走廊都挤满了人。台上,蔡康永很投入,观点里夹杂着恰当分量的八卦和笑点;台下,人手一本新书,笑声不时传出。
这本书的名字叫《蔡康永的情商课》。关于他“高情商”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比如,录辩论节目《奇葩说》,一位女选手突然向一位男选手表白。在现场各种起哄声中,男选手显得害羞又尴尬。蔡康永站起来替他解围:“逼你给个答案太草率了。给你一项豁免权,没有人追究你下台后会不会真的履行说辞,就说你现在的感觉?喜欢这样的女孩吗?”男选手如释重负:“面对这种大胆又漂亮的妹子,很难说不喜欢吧。”
“会说话”“懂幽默”“体贴人”,这些词已经被牢牢贴在了蔡康永的身上。而在这本新书中,他为“高情商”下了一个不一样的定义,也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在蔡康永看来,情商很实际、很务实——做自己。他说:“情商就是希望能搞定自己,因为别人是搞不定的。”
蔡康永建议,大家要多和自己抬杠。“我们人天性懒惰,所以会用很多方便的想法来打发自己。这本书没有办法配合着去讲那些敷衍了事的理由,什么过去就算了,跟世界和解吧。我认为,这些都只不过是抱着一个放弃做自己的态度而已。”
他提到了“做自己”的执行力。“人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我’,这个‘我’充满正义、有尊严、温暖、可以为别人疗伤。但是你不可能做到这么多的。怀抱一个虚妄的想法去执行,永远都执行不到你要的地步。先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才可能开始做自己。”
有人觉得,蔡康永这些文字太鸡汤,他说:“这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我不会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蔡康永写这本书,最初抱着“解决自己困惑”的心态。主持人的身份给他带来很多误解,“主持人总是鼓励来宾讲各种故事,所以被认为在生活中也是好的倾听者”“常常被人说‘很温暖’,我有些惭愧。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
在《蔡康永的情商课》中,他写了很多关于“我有个朋友,是个明星”的故事。其中有个明星“很烦人,有吐不完的苦水”。她约吃饭,蔡康永能免则免。某天,她又发来短信:“今天一起吃饭吧,好久没聊天了。”蔡康永回:“今天关门了。”“那么,明天吧?”“明天,关更多。”最后他写道:“把内心的门关上,是一种能力。”
蔡康永私下“关上的门”更多。“比方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参加别人的婚礼了。人生中有4个小时,可以看一部很长的电影或者读一本书,结果你去参加一个婚礼,应付一堆你不认识的人,还要给份子钱,我觉得没意思。”
蔡康永微博给自己拥有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蔡康永微博设置了评论限制。“网友在你的文字底下,评论节目里的你,也评论你的来宾。如果评论的只是我的话,起码还在我的处理范围内,但有时候照样会引起维护我的人跟这样的人发生争论。那更不要提来我节目中做客的人了。就好像你打造了一个客厅,结果别人来拉屎,你要接受,还要清扫。这件事很麻烦又不重要,我不把它列入自己的处理范围。”
“这些拒绝都是你的棱角吗?”记者问他。
“或许是我的冷淡,我不是对每个人的灾难都有兴趣的。我并不认为,‘很温暖’是一个跟人维持良好关系的好方法。如果被‘温暖’两个字给绑住,反而会更吃力。而且一个人如果一直欢乐、一直热情,那怎样才能对比出他对哪些人、哪些事怀抱着真正的热情呢?”
蔡康永说:“我一直不是那种很平和地活着的人,必须总跟自己说‘我不重要’。”记者黄佟佟写过他,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暗暗的骄傲”。“对于50岁的真正的读书人来说,主持《康熙来了》明显不可能会是他人生里最值得骄傲的事。”
这档几乎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最成功”的搞笑综艺访谈,让很多大陆观众认识了蔡康永。节目筹备之初,蔡康永就被选定为主持人,他只有一个要求:让小S徐熙娣做他的主持搭档。小S回忆第一次见蔡康永时的情形,她“很不安”,因为自己的主持走无厘头的风格,而对方太过“书生气”。
蔡康永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名校,永远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的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有自己的轮船公司。家族遭遇破产后,蔡父去了台湾,成为知名律师。1962年蔡康永出生时,他的家庭条件依旧优渥。他回忆,小时候家里的客人比亲人多,父亲忙着宴客,每天有打不完的牌局。于是他把自己藏进书房,读《红楼梦》、武侠、科幻。多年后,蔡康永和父亲参加一个朋友的访谈节目,主持人问蔡父:“蔡康永小时候调不调皮?”80多岁的蔡父面带微笑说着:“不调皮,也不爱看电视,就喜欢看书。”
在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完硕士回到台湾后,他被推荐担任许鞍华导演《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因为父亲的关系,28岁的蔡康永,以超豪华的配置正式迈入电影圈。在圈子里数年,白先勇托他写过《最后的贵族》;后来他进入邵氏电影,用明澈艳丽的笔调写《阿婴》,用痛快酣畅的文字写《功夫皇帝方世玉》。
夹带着这股少年成名的天才之气,蔡康永进入了电视行业,他的第一档节目叫《翻书触电王》,专门介绍漫画、图书和电影。从2002年开始,他主持了一档访谈节目《周二不读书》,采访莫言、苏童、蒋勋等一批中国文坛巨匠,聊的是格瓦拉、普鲁斯特、托尔斯泰……
坐在镜头前,即使对方年高德劭、学识渊博,蔡康永也能做到镇定自若,提出了不少细腻敏锐的好问题。他发现很多关于《丰乳肥臀》的评语总是以“即使书名如此”结尾,由此牵出了小说发表前,莫言“绝不让编辑改书名”这个小故事。对于文化人物,蔡康永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张爱玲的谢幕应该像巨星一样站在舞台上,也许有人会端上来一碗虾爆鳝面、一盘糯米糖藕,反正不会是诺贝尔奖,“然而,她都不在乎”。
蔡康永很清楚,“读书自由、私密、自说自话、自己往火坑跳,一切激动暗中发生。而电视要求热闹、直接、一切公开”。一个读书人很难融进满是烟火气的《康熙来了》,所以他找到了小S。他们一个放达,一个细腻,节目呈现出搞笑又感性的效果,取得了巨大成功,两个主持人红遍两岸三地。
2006年,李安凭借《断背山》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蔡康永用了一秒钟的时间反省自己:“你这个懒鬼,为什么没有去坚持?”他曾自忖,学完电影之后,为什么没有勇敢地去拍电影,而是从编剧走到了电视人?后来他找到了理由,“那时我真是被电影长达几年的制作期吓到,但电视节目前一天录制,第二天就可以播出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电影是一个比较凸显自我的行业,如果我很标榜自我,我会拍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的东西,现在回头看一定会觉得很蠢、很丢脸”“曾经的那些电影剧本,从现在的角度重新衡量,我也会觉得那个时候不一定要写那些东西”。
有网友提问——《康熙来了》中的蔡康永和《奇葩说》中的蔡康永哪个更像他自己一点?回答——后者无疑。蔡康永在《奇葩说》中担任辩论导师。因为他那些“不太温和”的观点,搭档马东说他“胸口有恶毒的眼睛”“而那个恶毒的点让我特别佩服”。有一期节目谈“原谅”,马东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蔡康永反驳:“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
除了做主持、当导师,写作也是蔡康永一直看重的事。《蔡康永的情商课》之前,他出版了《LA流浪记》《那些男孩教我的事》《蔡康永爱情短信》。“我在书里很在乎‘勇敢’这件事情。要莽撞,才能活得有乐趣。”
然而事实上,蔡康永极少会让人感受到“莽撞”,相反,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他总能让周围的人舒服自在。
在节目里,蔡康永的语调总往上扬,说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从不咄咄逼人。真正犀利的问题,他会在采访前与受访者做好沟通,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嘉宾尴尬、狼狈的时候,他会娴熟地打圆场。在一档喜剧综艺节目上当嘉宾,蔡康永就说:“说话追求一个境界,大家舒服就好。”
对于这种两面,蔡康永大方地承认:“不是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展露自己的真面目。我觉得我跟很多人一样,有一些面具用来面对工作上接触的人。”他在“做自己”和“让别人舒服”之间找到了“折中”。“可是我没有在节目里假装过别人。那些面具挺好的,能够容许我呼吸,还让别人看到你的笑容和臭脸。”
30岁前,蔡康永还认为,别人倾诉心事的时候,自己一定要认真地倾听和回答。过了30岁,他发现,“只要把酒放在那个人面前,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啊,我也超开心”。
对蔡康永的采访被安排在新书读者见面会之后。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摄影师早早地架好了机器,调试好了灯光。等待间隙,《环球人物》记者绕着机器转圈,想再捋一遍采访提纲,也好平复自己的心情。直到有人喊了一句:“那边结束了,他马上过来。”
蔡康永走进来的时候,带着一张极度疲惫甚至冷漠的脸,让人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他看起来没有节目中那样可亲,连问好都是轻轻点头,几乎看不出一丝笑意。
采访开始,蔡康永马上调整状态。其实采访他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无论你扔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能马上给出一连串答案。但即使如此,他还是隐隐透出一种“疏离感”。快结束的时候,记者跟他坦承,“对面坐着一位访问过无数大咖、拿过无数大奖的主持人,写过《说话之道》的话术高手,其实内心很忐忑”。
或许是因为真切感受到了记者的不安和焦虑,蔡康永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小故事:“我曾经主持一档一对一的访谈,我和受访者的距离就像我们这样,中间只隔了一张桌子。在录制前,我常常会做一件奇怪的事情:绕着那张桌子,一直转圈圈,转半个小时。录影棚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可能以为我在做法或者祈福吧(笑)。”
最后团队合影,他站在记者旁边,用他标志性的上扬声调,小声地说:“紧张的采访很好玩,能让你一辈子都记得啊。”这就是蔡康永吧,有疏离感,但又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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